1980年初夏的一个清晨，北京城刚被一阵小雨冲刷过，空气里带着槐花味。水静从南昌飞抵首都，脚下的步子比平日快了许多，她要去看望一位久未谋面的老朋友——薄一波。
警卫战士在登记簿上写下“杨尚奎同志夫人”几个字，抬头轻声提醒：“薄老刚开完会，正在办公室等您。”一句“等您”让水静心里一震，淡淡的激动与几分不安同时涌上来。
要说二人结识，还得追溯到抗战时期。那时薄一波在晋冀鲁豫边区主持财经工作，水静与丈夫杨尚奎在南方组织游击队。会议、调研、转移，大家共过枪林弹雨，留下了“碰头就叫大哥、大姐”的深厚交情。
1967年冬夜的噩耗，改变了这份友情的色彩。胡明——那位爽朗、爱笑、总把战友当亲人的女革命家——病逝于北京。同一天，远在南昌的水静心绞痛发作，被抬进医院。她说不清是病痛还是心痛，只记得病房的灯光比夜色还要冷。
胡明走后，薄一波被“隔离审查”多年，本来就瘦削的身形更显单薄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，他才重返领导岗位，桌上文件堆如小山，却总是一个人加班到深夜。外人只看到他重整财经、起草报告的身影，却忽略了灯光背后无人递茶的孤寂。
1979年，中央为胡明重新举行追悼会。八宝山松柏低垂，水静与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站在灵堂外，望着会场里那个灰色背影。林佳楣轻声说：“薄老该有人照顾了。”水静抿唇，没有接话，但心里早埋下了一颗种子。
也正因此，1980年的这趟北京之行，她只办了一件小公事，随后便提着两斤江西蜜桔直奔薄一波办公室。门推开，屋内陈设极简：一张旧木桌，两把藤椅，靠墙立着一只掉漆的书柜。墙角电风扇慢慢旋转，却吹不散屋里的清冷。
寒暄几句后，水静故意把话题绕到已故的胡明：“要是胡明姐在，她准得嫌这里太空，至少会给您挂幅山水画。”薄一波闻言，眉梢一动，旋即恢复平静：“她走了十二年，山水画也随她走了。”声音低，却不苍凉。
看到他这样，水静再也按捺不住。她放缓语速：“大哥，这些年不少同志都替您着急，照片也送来好几份。您总说忙，可忙也需要人端碗热汤是不是？”说到这儿，她干脆挑明，“不如考虑再找位伴儿？家务小事，总得有人唠叨才像个家。”
薄一波微微一笑，端起茶杯，“老杨嫂子直接上纲啦！”茶香氤氲，他却摇头：“有人劝，也有人自荐，可无论谁来，都不是胡明。”说罢，把茶盏重重放下，声音清晰却不刺耳，“她留给我的，不止回忆，还有尺度。这个度，我过不去。”
短短几句，把水静的试探堵了回去。她看着那双写过无数经济分析稿的手，忽然红了眼眶。“大哥，没人能替她，可还可以有人陪您，一起吃顿热乎饭。”这句话刚出口，泪水已止不住。屋子沉默，只剩电风扇嗡嗡转。
两分钟的静默后，薄一波轻轻叹气：“我清楚大家好意。但我的岁月，被战火、被会议、被文件切得支离。余下的日子，我想让它自然流淌。”顿了顿，他补上一句，“放心，我没事。文件、书本、孩子们，都够我忙的。”语气平缓，却带着不容置疑。
那天中午，两人随意对付了食堂的白菜粉条。送客时，薄一波把蜜桔塞回水静手里：“带给老杨，他牙好。”一句看似随意的嘱托，却让水静心头一酸——革命年代的战友情，仍在细节里发光。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，薄一波再没提过“再找老伴”这件事。有人说他固执，有人称他痴情，也有人觉得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缅怀过往。究竟是哪种？或许只有那位常年亮着的办公桌台灯最清楚。
友情、亲情、爱情在特殊年代被压缩、被拉扯，却依旧顽强地存在。水静的请求没能改变薄一波的选择，却让老战友之间的关怀多了一份坦诚。风雨过后，院子里的丁香仍会开花，只是看花的人各有心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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