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异类追踪者」是魔宙出品的半虚构故事系列正规配资平台app
通过讲述我们身边患有精神问题的“异类”故事
从而达到了解精神疾病，破除偏见的目的
本季由徐晓2012年起在精神专科医院实习经历整理而成
大家好，我是徐晓。
在医院上班，总能碰到各种狗血的事情。
之前有个新闻，23年陕西一对夫妻，妻子先告诉精神科医院，说自己丈夫情绪不稳、疑人害己，再加上还找其他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，找人把自己丈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
结果她丈夫出院之后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反过来把自己老婆，用同样的理由，也送进了精神病院。
夫妻俩都觉得对方有病，同时间，也都报警说对方的行为嫌非法拘禁，要为自己“被强制送精神病院”的经历讨个说法。
今天故事里，也有个很狗血的姐弟恋，男方父母拼了命要拆散他俩。
亲爱的朋友，接下来你精读的是《异类追踪者》第三季，第29个故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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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看你就是不想上学吧！到底哪儿疼！说话！”
一大清早，我的门诊就来了位让人头疼的病人。准确地说，让人头疼的不是病人，而是病人的妈妈。
病人叫胡小军，十岁，上小学四年级，他的症状是一上学就肚子疼，回到家就没事了。他妈妈带他跑了好几家医院，检查结果都一致显示他身体正常。最后，在医生的建议下，她把儿子带到了我们医院。
“……我、我真的肚子疼呀。”胡小军抱着肚子，浑身抖得跟筛子似的。
“在家什么毛病都没有！一上学就肚子疼！我看你就是装的！”胡妈妈气得砸了一下桌子，连我都被吓了一跳。
我赶紧安抚她，孩子的痛觉比成年人敏感，小军可能真的不舒服。
一听我这么说，胡妈妈打开了话匣子，噼里啪啦开始诉苦。
她很早跟丈夫离婚，为了争取儿子的抚养权放弃了很多财产；自己付出这么多，就希望儿子能好好读书，将来有出息。
但没想到自己辛苦拉扯大的儿子却是个撒谎精！
我听得头皮发紧，几次想插话，都被她的情绪打断。
再看坐着的胡小军，全身绷得笔直，像一把被拉满的弓，双拳紧握，腮帮子咬得发白。
就在这时，诊室门被敲响了。
“徐晓徐医生在吗？”
门口站着一个中年男人，寸头，穿皮夹克，夹着个公文包。
他环视了一眼屋内，最后盯着我：“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西罗园派出所的，我姓王，这是我的证件……”
我怔了怔，本能地起身接过证件，正在寻思自己犯什么事儿，一旁的胡妈妈脸色已经变了，拉起儿子撂下一句“我们下次再来”，抬脚就走了。
我问王警官出什么事了。
他打开公文包，从里面取出一叠照片，推到我面前，问我认不认识上面的人。
我低头看了几秒，才反应过来：“认识。他叫高晨，是我一年前看过的病人。他……出事了？”
2
第一次见到高晨，是2012年2月。
那个时候春节刚过，那天门诊没什么人，我在办公室里，贴着暖气写病例，心里想着早点下班回家继续追《破产姐妹》。
我喜欢的美剧之一，羡慕Max和Caroline的友谊
就在这时，当天唯一的病人出现了——高晨。
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见他时的模样：一身黑色的过膝羽绒服，黑色的围巾，头发油得结块，整个人像一团随时坠落的低压云。
他一瘸一拐地走进来，在椅子上坐下，嗓音沙哑到几乎听不清：“医生，我腿疼。”
我愣了一下，下意识提醒他，这里是精神专科医院，腿疼建议去综合医院挂号。
他摇了摇头，说都去过了，边从怀里掏出一摞厚厚的报告单，沉甸甸地摊在桌上，“没用。”
我接过报告单仔细看了起来——CT、血检、诊断书，来自四五家不同医院，得出的结果都一样：他的左腿没有任何问题。
我放下报告，犹豫地说：“那你把裤腿撩起来，我看看？”
高晨挽起牛仔裤，露出健康结实的左腿——肤色正常、肌肉紧实，连腿毛都浓密。我轻轻敲了敲膝盖，他也做出了标准的膝跳反射。
我刚想说这看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啊，高晨突然发出一声惨叫：“好疼！”
他整个人跌倒在地，抱着左腿满地打滚，撕心裂肺地嚎叫：“好疼啊！我的腿好疼——”
我吓坏了，又觉得也不至于把他腿敲骨折了。但高晨的样子不像装的，他脸色惨白，青筋暴起，一脑门的冷汗。
他嚎了快十分钟，才被我搀回椅子上。
我也不敢再随意触碰他，就小心翼翼地问他要不要去医院，“呃，……我是说去普通的综合医院。”
他捂着膝盖苦笑，对着桌上那叠检查报告单伸了伸下巴：“没用的，医生。我知道在你们看来，我的腿好像没什么问题，但你知道吗，其实我左腿从膝盖往下，早就没了，伤口一直都溃烂了。”
把高晨安置在诊疗室旁的休息室后，我赶紧给休息的赵老师打了电话。
赵老师正陪师母走亲戚，电话那头传来麻将碰撞声和断断续续的笑声，我简要说明了高晨的情况，他沉默片刻，说了句：“我马上回来。”电话随即挂断。
我在诊疗室里心惊胆战地等了两个小时。
这期间，高晨睡着了，但却时而抽搐，时而低语。我凑过去想听仔细，始终听不清他在嘟囔什么。
两小时后，门被推开，赵老师手里拎着个塑料袋，一边喘气一边说：“你师母非让我给你带点吃的，赶紧趁热吃。”
吃完后，我引赵老师进入休息室，简单观察过高晨以后，给他安排住院，又去做了脑部核磁共振。
随后，我们对他进行了正式问诊。
高晨的初诊表，为了方便阅读，我把信息整理在下面
来访者初诊表 姓名：高晨年龄：26婚姻状况：未婚 职业：室内设计师工作单位：北京某独立建筑设计工作室 首次咨询时间：2012年2月13日 症状：患者主诉“左腿已消失并出现腐烂、疼痛等异常感觉数年，加重半年。”自述自高三时首次出现左下肢“非自己身体的一部分”的异常体验，表现为明显的肢体疏离感，早期症状偶发，随后逐渐加重。近半年症状明显恶化：1、明确坚信左腿“正在腐烂、溃烂”，伴随持续性疼痛感；2、报告可闻到“腐败气味”，并声称能在触摸时感到“皮肤开裂、血肉裸露及黏腻质感”；3、多次至不同医院检查未见器质性异常；因受症状困扰，睡眠质量差，伴明显焦虑情绪。 家庭状况：父母健在，无更具体的家庭信息。 备注：由赵主任协参与人员徐晓共同进行。谈话过程中，患者多次出现强烈痛苦表情、呼吸急促、额部出汗，情绪高度紧张。言语逻辑基本完整，无明显幻听、幻视报告，意识清晰。患者对“左腿非自我所有”的观念持坚固确信，缺乏自知力，多次陈述“想将其切除以获得解脱”。 部分咨询录音：……咨询师（以下简称“赵”）：高晨，你第一次出现左腿‘不像自己的’这种感觉，大概是在什么时间？高晨（以下简称“高”）：……已经很多年了。大概是高三那会儿。我记得有一天晚自习回家，走着走着突然就觉得这条腿……不是我的。像是被换了一条别人的腿，装在我身上，怎么动都不对劲。咨询师徐晓（以下简称“徐”）：这种陌生感后来是一直持续吗？还是只在某些场景下会突然出现？高：刚开始只是偶尔有，但后来越来越频繁……特别是晚上，我能感觉到它在“烂”，真的在烂，我能闻到那种味儿。（观察到来访描述时明显痛苦，呼吸急促，额头出汗）赵：你说的“腐烂”能再详细说说吗？你当时感觉到了什么？高：最开始是膝盖疼，然后那种疼往下扩。我能感觉皮肤在裂开，像血肉翻出来的感觉……有时候我用手摸，能摸到那种黏糊糊的感觉！可是……我又看不到任何伤口……（患者描述的疼痛与躯体异常感具体、生动，呈内感性异常体验；意识清晰，未见幻听、幻视；思维逻辑尚完整。）徐：那有没有可能，这条腿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你感受到的那些变化？高：不可能！医生，我比你们都清楚——这条腿根本不是我的。（来访突然情绪激动）高：它不是我的腿！它真的不是！你们要帮我……求你们帮帮我！把它切掉——只有切掉，我才能解脱！……
谁也没想到，在问询的过程中，高晨突然情绪激动，猛地捶打自己的左腿，甚至要求我们立即为他做截肢手术。
幸好赵老师经验丰富，没有当场拒绝，只让他先回休息室休息，接下来的事情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。
高晨出去后，赵老师把他的CT报告看了又看，眉头越皱越紧，从现象学上看，他已经达到妄想的程度了，他虽然倾向于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，但最好先按躯体性妄想方向处理。高晨的叙述非常细致、情绪反应强烈，实时体验更像异常痛觉与幻嗅，感知层面的扭曲比身份认同层面更突出。
赵老师说，这是成因极其复杂的疾病，患者并非装病，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精神错乱。对他们而言，那条“多余的肢体”确实不存在——是大脑在欺骗自己。
我问赵老师，高晨这个病能治吗。
赵老师说很难，这种病几乎没有有效的药物，只能通过心理干预延缓恶化，但无法让他重新感知到自己的那条腿。国外很多病例甚至通过截肢来缓解痛苦——只有真正失去了，幻觉和疼痛才会消失。
这个是加拿大的病例
我翻看着高晨的病历，心里莫名兴奋。作为实习医生，我病人的痛处，可我的心底却泛起一种奇怪的激动——竟然遇到这样罕见的病例。
我甚至在心里暗暗想，也许可以成为我毕业论文里的病例。
然而，高晨在休息室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我：“医生，你们商量好了没？能给我开精神病诊断证明了吗？我要去做截肢手术！”
说到这里，王警官看了我一眼：“你们给他开了吗？”
我立刻把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：“当然没开。”
开什么玩笑？别说我没有权限，更付不了开证明的责任，万一他真去截肢、事后反悔，再来追责，我怎么办？
那天他在医院又哭又闹，情绪几乎崩溃，赵老师好说歹说，才把他劝走。
说到这里，我的心“咯噔”一跳，连忙问：“高晨不会……自己给自己做了截肢手术吧？！”
这段时间我看了不少的相关案例，在国外，有些病人因为医院拒绝给他们进行截肢手术，自己跑去私自截肢，最后导致大出血而死亡的案例。
王警官没有立刻回答，只是打开公文袋，将几张照片一一摊在桌上。
“你自己看吧。”
照片上的光冷得刺眼。
高晨倒在一片灰白的水泥地上，身体蜷缩，皮肤发白，左腿在膝盖处被医用橡胶带死死缠着，勒出一圈紫黑。
周围散落着酒精瓶、纱布、注射器，还有几张纸，他的脸朝向一边，——我不忍再看，他太想从从疼痛中解脱了。
警官说，从高晨体内检测出了过量的麻醉药。根据痕迹初步推断，他原本是想让自己失去知觉，然后再动手——但目前还不确定是意外窒息，还是有目的的自杀。
根据警官的描述，我推测是这种，但压根不敢问高晨能从哪弄来这些
我喉咙发紧，几乎说不出话：“不会的……他不会这样做的……”
王警官突然抬起头，目光锐利，“你的意思是——他的死亡有别的隐情？”
“我只是觉得……我上次看见他的时候，他的病好像已经开始康复了。”
3
第二次遇见高晨，是12年5月。
那时候风里已经带着初夏的燥热，我们医院受邀参加一个面向残障群体的义诊活动，在朝阳体育中心附近，我没去过，就主动报了名。
不同的街道或社区，会定期举办各种主题的免费社区医务活动
当天一早，广场就被临时搭起的蓝色帐篷和折叠桌占满，横幅上印着醒目的红字——“用爱点亮希望·关怀每一个生命”。
周围挤满了人，轮椅、助行器、假肢、导盲犬交织在一起，像一条缓慢流动的人河。
那是我第一次直面如此密集的残障人群。
那一刻我才忽然意识到——原来，世界上有这么多人，平时“隐形”在城市的缝隙里。
我们医院的咨询台被安排在活动区靠里的位置。
我和同事在桌前正襟危坐了整整一上午，面前的“心理健康咨询”指示牌几乎无人问津。
对比之下，其他专项体检就热闹非凡，测血压、测血糖的人排起了队。护士们忙得满头大汗，我只能尴尬又无聊地读手边的宣传册。
我又不敢问旁边的赵老师，要不干脆换个牌子，写“免费测压力”更有效呢？
于是，我们就那样坐着，直到快十一点，一个身影从人群中缓缓靠近。
那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中年女性，看不出具体年龄，只觉得不老，但也不年轻。她烫着一头精致的卷发，穿着浅粉色开衫，脖子上还戴着珍珠项链。最醒目的却是她鲜艳的红唇，一张嘴，衬得牙齿白岑岑的。
好不容易有人来咨询，赵老师示意我去，我立刻殷勤地递上资料表，请她填写信息。
她扫了一眼上面的栏目，眉头一皱，随手将表格推了回来，“我不想填，又不是查户口，直接告诉你不行吗？”
我连忙说当然可以。
她说自己叫宋惠兰，三十五岁，两年前的车祸，让她坐上了轮椅，医生判断她很难再站起来。
车祸后她丈夫提出离婚，带走了孩子，任职多年的公司也把她开除了。如今，她说自己一无所有。
“我有时候想，既然什么都没了，只剩我自己，那我更得好好照顾自己，不能让别人看了笑话。别看我这样，洗澡、上厕所、吃饭全都自己来，我每天都会化好妆才出门的。”她说这话时，脑袋微微扬起，满脸的骄傲。
我被她的坚强打动，忍不住感叹：“宋女士，您真了不起，这样的勇气和自律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如果更多的人都能像您这样坚强，我想——无论是谁，就算是……”
我在脑子里一直提醒自己仔细说话，却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——“像您这样的残疾人，也一定能重新找到生活的希望。”
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她的语气忽然提高了几度，像被什么刺到了，瞪着我，声音里有颤抖。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完了。空气瞬间凝固。
她用力拍了一下轮椅扶手，几名志愿者下意识转头看我们。
“你们这些医生怎么也这样！”她几乎是吼出来的，“看见坐轮椅的就觉得是个可怜人，需要同情！我脑子好好的，手也能动，我只是不能走路而已！凭什么叫我残疾人？”
我连连道歉，但一切都迟了，她的斥责引得来往人群纷纷侧目，赵老师一边安抚宋惠兰，一边对我使眼色。
我羞得面红耳赤，逃去了休息区。。
来到休息区，我一口气喝一瓶冰矿泉水，才把情绪稳定下来，自己怎么能犯这么低级的错误，真是找骂。
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蓝色义工服扛着桶装水的身影走近，他熟练地给饮水机换水，动作干脆利落。
我定睛一看，高晨！
他剪了短发，露出了额头和分明的轮廓，皮肤被晒得微微发黑，手臂上有淡淡的青筋，还挺帅的。
更重要的是他的腿，健步如飞，完全不是第一次见面时瘸腿的模样。
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主动上前打招呼。
高晨见到我很吃惊，问我怎么在这里？
我说是来参加医院的义诊活动，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。顺口问他最近感觉怎么样，腿还疼不疼。
高晨眼神闪了一下，只是“嗯”了一声，拎起空桶匆匆往外走，说还有别的工作要忙。
说完就转身离开。
两个人跟他擦肩而过向我走来，，是赵老师和主办方的刘主任，互相介绍过后，赵老师回了咨询台。
刘主任满脸细汗，上来就跟我道歉，刚才的事让我千万别往心里去；我赶紧摆手，说都是自己说话不当心。
刘主任叹了口气，压低声音说，宋惠兰这人脾气直。车祸前在单位是个领导，突然变故得那么惨，最不喜欢别人同情她。她嘴上不说，可心里那口气，一直没过去。刚才的话正好戳到她痛处了。
我尴尬地赔笑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
刘主任朝高晨离开的方向努努嘴，“我们这儿能跟她说上话的，就只有小高，其余人见了她都绕道走。”
我心头一动，是高晨吗？
刘主任点头，你们认识？
我没提他曾是我的病人，就说刚认识的，向刘主任打听，他怎么会在这里。
刘主任很感概，高晨是三个月前来的。他们是一个残障互助机构，高晨长得帅，四肢健全，还是名体面的设计师，据说在他们单位是个网红，还有不少粉丝。
所以刘主任起初怕麻烦，不想要他，可他一连来了好几次，说就想干点力气活帮助别人，所以就给了他这个机会。
谁能想到，他来了以后特别认真，不光干活利索，还从不拿有色眼镜看人。后来组织里搞“一对一帮扶”，他正好被随机分到了宋惠兰。
宋惠兰脾气大、嘴又毒，没人受得了她。可小高不一样，跟她聊天、陪她做康复，照顾得细致入微。现在宋惠兰每天都能自己做半小时康复训练，全是高晨的功劳。
听到这里，我突然想到，这个组织里的人，大多是身体受损却渴望被视作“正常”的人；而高晨，却是个身体健康却向往‘残缺’的人。
从某种意义上，他们像是彼此的镜像，也许——他这是找到了自我“治愈”的方式。
刘主任说完就去忙别的事了，我一个人在休息区待了会儿，平复心情后重新回到义诊区。
广场上，我远远看到角落里，宋惠兰坐在轮椅上泪流满面，高晨半跪在她面前，好像在给她擦眼泪。
忽然，宋惠兰伸出手，紧紧握住高晨的手，随后缓缓把脸贴了上去。
4
后来，我只要碰到这个机构的义诊活动，我都主动报名参加。
一方面当然是可以积累经验，另一方面，我也想继续观察高晨。
我从来没见过活生生的“身体完整性认同障碍”病例，而他，居然还靠自身意志缓解了病情。
在几次活动现场，我都看到他忙前忙后，言谈间带着一种明亮的笃定。那条曾被他视为“异物”的左腿，如今稳健有力——布置器材、帮人推轮椅、搬物资，动作一气呵成。
我几乎快忘了，他曾是那个痛哭着请求截肢的病人。所以，我当然不相信，这样一个人会自杀。
我把自己知道的一切，都告诉了王警官。
他听完也没有多问，递给我一张名片，让我想到什么新的信息，要随时联系他。
警察走后，我独自坐了很久，确认下午没有病人，就跟赵老师请了假。
走出医院，我从手机里翻出一个号码，十几秒后，电话那头传来刘主任的声音。
我简短地说了警察的到访，他沉默了几秒，两个小时后，我们在万达广场的星巴克见了面。
我开门见山问他知不知道高晨怎么出的事。
刘主任沉默着，从手机相册里翻出一张照片。照片里，高晨笑得灿烂，阳光几乎刺痛眼睛。
刘主任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，缓缓叹气：“从我第一次见他父母开始，我就知道——这样的孩子，迟早会出事。”
半年前，高晨的父母大闹过一次互助机构的活动中心。
原来，不止我察觉到高晨和宋惠兰之间的不寻常，机构里的其他人也都看在眼里。
那天活动进行到一半，两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冲了进来，对着宋惠兰劈头盖脸就是一阵咒骂，“不要脸”、“勾引年轻人”，甚至说她是“老牛吃嫩草”。
一向嘴快的宋惠兰，那天居然没有还嘴。
刘主任叹了口气，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别说十岁的差距，就宋惠兰坐轮椅这一点，换谁家父母都不会接受。
我问他，当时高晨在不在场。
刘主任神情暗淡下来，在，他一直在旁边。他父母骂，宋惠兰哭，高晨就那样看着，脸一点表情都没有……
我心想，高晨也太懦弱了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也不护着点女朋友？
刘主任顿了顿，说还有一个事儿更奇怪——直到那天他才发现，宋惠兰和高晨的妈妈，长得特别像。
我问她们俩有多像。
刘主任说，羊毛卷、瘦长的脸，连皱眉骂人的神情都一模一样。要不是知道她们没血缘关系，真会以为俩人是母女。
我愣住了，女友和母亲相似，这种情况在我们专业上，常常会接着判断有更深层的移情或替代欲望。
我刘主任问后面发生了什么，他说高晨的父母闹过以后，宋惠兰就退出机构了，没过几天，高晨也走了。但他前段时间在商场里看见过高晨跟宋惠兰逛街吃饭，俩人手挽手看起来很亲密。
我以为自己听错了，刘主任一脸笃定，他亲眼看见，宋惠兰已经基本康复，可以行走了。俩人看起来十分亲密，走路都贴一块儿。”
夕阳透过咖啡厅的玻璃窗洒在桌面上，光影在刘主任的脸上闪烁。
我默默地在心里重新梳理了时间线：
——2012年2月，高晨第一次找我看病；
——2012年5月，我在义诊现场见到高晨；
——2012年8月，高晨父母大闹活动现场；
——2012年11月，刘主任见到他们手挽手逛街；
——2013年3月，高晨“自杀”。
确认无误后，向刘主任要了宋惠兰的电话和住址。
5
此后的几天，我试图联系宋惠兰，但她始终没有回应。想了很久，我还是决定周末去一趟。
根据刘主任提供的地址，我来到了她家楼下。那是朝阳区东坝的一个老小区，楼房外墙斑驳剥落，我到得很早，空气里有股混杂着灰尘和豆浆的味道。
十点左右，我听到一阵高跟鞋声，一看竟然就是宋惠兰。
但眼前的她，与记忆中那个坐在轮椅上满脸骄傲的女人完全不同。
羊毛卷不见了，换成一头利落的齐肩直发，整齐得像刀切。她穿着修身的连衣裙，踩着一双高跟鞋，走路嗒嗒直响。
我上前说明身份和来意，宋惠兰打量了我一眼，哼了一声：“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但我快迟到了。要不然你跟我去上班。”
她带我去了东坝中路的一家服装店，打开门，熟练地打开灯、整理货架。
“我知道你想问谁。”她抖了抖一件衬衫，有些不耐烦，“但我早就和那个变态断干净了。”
变态？我敏锐地抓住这个词，试探着问，为什么这么称呼他？他……做了什么？
宋惠兰好像被人抽掉了骨头，颓然坐在沙发上，一五一十的说了起来。
宋惠兰说，对于高晨，她的情感很复杂。
最开始接触，只觉得高晨是个善良热心的小伙子。自己比他大了整整十岁，本来也没往那方面想。可是感情这种事，谁又能说得准呢？
后来就算被他父母发现，冲到机构里当众辱骂自己，宋惠兰也没什么怨气。毕竟，两人之间的差距摆在那里。
那时她其实是想分手的，可高晨死活不同意。
“他哭得像个孩子似的，”宋惠兰的脸上闪过一丝温情，“抱着我的腰不撒手，一直在说——‘你离不开我，我也离不开你。’”
这句话让她心软了，也就没有分手。
为了表示决心，高晨从父母家里搬了出来，跟宋惠兰住在了一起。
日子一开始过得确实幸福。
高晨对她照顾得无微不至——做饭、打扫、按摩、推轮椅，什么都亲力亲为。虽然宋惠兰比他年长十岁，可她觉得自己反而成了那个被呵护的小孩。
但一切，都在她康复得越来越好时，悄悄变了。
去年10月，宋惠兰已经能从轮椅上站起来，走个十分钟左右。她非常高兴，知道自己就快恢复正常了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他们家里开始频繁出现怪事。
最开始，家里出现了小孩玩的玻璃弹珠，渐渐地，地上频繁出现油渍、水渍，甚至是绊脚的扫帚……好几次她差点摔倒，还好都及时扶住了周围的柜子或者台子。
终于，一天夜里，她起床上厕所的时候，发现厨房灯亮着，就悄悄过去，发现高晨把她的康复药，全倒进了水槽里！
“我问他要干什么，家里最近出现的怪事是不是他搞得鬼？”宋惠兰的语气激动起来，“他吓得直接跪下来，说自己没什么坏心思，只是想让我好得慢一点，能让他多照顾一段时间。”
宋惠兰又气又吓，自己好不容易才恢复健康，高晨居然希望她回到坐轮椅的日子。
为了达成“你离不开我，我离不开你”这个愚蠢的想法，高晨不惜做出让宋惠兰再次瘫痪的事情。宋惠兰坚持分手，高晨甚至以自杀威胁，她也不再心软，而是直接选择报警。
回忆到这里，宋惠兰说，她承认自己对高晨还有感情，但她已经过了为爱放弃一切的年纪，“比起期待男人的承诺，我更希望自己的身体健康。”
了解得差不多后，我起身告别。
离开前，我又看了一眼她直溜的头发，一个问题脱口而出：“宋女士，我记得第一次见面您是卷发，现在怎么换成直发了？”
宋惠兰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，手里整理的衣服也停在半空，片刻后，她继续手上的动作，“那个发型看腻了呗。”
之后几天，我把收集到的资料整理得差不多，给王警官打了个电话。
王警官告诉我，通过网上的买药记录，基本确定高晨是精神疾病发作时想要给自己截肢，服用了过多的麻醉剂导致的死亡，判定为意外，已经结案了。
挂了电话，我总觉得还差点什么，但我无暇继续调查，因为另一桩麻烦缠了上来。
胡小军的妈妈，自从警察在看诊那天出现后，她就认定我“有问题”。
她不光要求医院退还所有费用，甚至还要求我赔偿——她认为，是因为我的“不专业”，才导致她的儿子非但没缓解肚子疼的情况，甚至还学会了“撒谎”。
我试图解释，她却根本不听，还说我们心理医生，都是靠嘴吃饭，没一句真话！
6
就这样，忍受着胡小军妈妈的纠缠，3月底我接到了刘主任的电话。
电话里，刘主任告诉我，高晨父母打算给他开追悼会，问我要不要去——4月6号，东郊殡仪馆。
我到的时候追悼会还没开始，殡仪馆的大堂布置了黄色和白色菊花堆叠的花墙，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与冷冽的消毒水味。
正中央的黑框遗照下，是高晨的名字与生卒日期。
我在大厅角落里待着，观察到陆续有人进来，互相认识的人在低声交谈。
忽然听见一个尖锐的声音从前方传来——“我说过了！要挂他以前那张照片，不要随便换！”
那是一个中气十足的女声，尖锐、高亢、不容反驳。
我循声望去，一个头发烫成羊毛卷的中年女人站在灵堂中央，手里攥着一张照片。她穿着一件深灰色呢子大衣，整个人挺得笔直，那神态，我忽然想起刘主任曾提到——“宋惠兰跟高晨母亲长得有六七分像”。
她就是高晨的母亲。她的身旁还站着一个跟高晨有七八分相似的中年男人，男人一直小声说：“算了，就这样吧……”应该就是高晨的父亲。
“你闭嘴！”高母朝高父吼，“你能做什么？连儿子的追悼会都不上心！”
高父萎靡地垂下脑袋，工作人员被她训得连气都不敢喘，默默按照她的要求重新挂照片。
有几个人走上前，轻声安慰她：“陈老师，节哀，我们代表学校来表示慰问。”
原来，高晨的母亲是一名老师啊。
我仔细观察起了追思区域布置的照片：从幼儿园到大学，从三好学生到优干，从领奖台到奖杯……每一张都像被精心挑选过，构成了一场“完美人生”的展览。
我很快就发现了不对劲：照片里的高晨，几乎从未笑过。
只有一张例外。
高晨坐在轮椅上，左腿缠着厚厚的石膏，冲着镜头笑得灿烂，眼睛弯成两弯月牙。那种真心的笑，几乎是整个灵堂里唯一一抹明亮的色彩。
我身边恰好有几位高家的亲戚在聊天，我指了指那张照片，装作随口问道，那时候小高腿伤挺严重吧，怎么开心成这样？
亲戚看了一眼照片，语气里带着怀念：“他十岁那年踢足球摔断了左腿，在家养了几个月。不用上学，天天在家里养伤，他爹妈每天变着法的给他做好吃的，就算他犯错了也不说什么了，能不高兴吗。”
另一个亲戚接话：“这小子机灵得很，腿早就好了，还装疼，想在家里多玩几天。后来被他妈发现，直接带他去医院把石膏拆了，当场塞回学校，他哭得那叫一个惨。”
众人笑了笑，回忆起了高晨生前的趣事，沉重的气氛总算缓了一点。
我看着那张照片，心里却越发难受。
十岁那年摔断的左腿——是他短暂童年里，唯一被温柔对待的时刻。所以，在他心里，受伤才是被爱的前提吗？
我感到胸口一阵发紧。
献完花后，我匆匆走出殡仪馆，正准备下台阶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门口。
她穿着浅色风衣，披着围巾，手里捧着一束白色百合。
是宋惠兰。
她没有进大厅，只是远远地站着。片刻后，她将花放在门口灵台前，低头鞠了一躬，又朝我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
等我回到医院，胡妈妈正带着胡小军在缴费处大吵。
“凭什么不给赔偿？你们这里的医生有问题！我儿子在这里看了多少次病？越看越严重！我好好一个儿子，被你看成撒谎精了！”
她的嗓门尖利，语速飞快。胡小军则呆呆地站在她身后，眼神木然，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。
赵老师在一旁劝：“女士，徐医生只是配合警察问话，她没有任何问题——”
胡妈妈不听解释，一把抓过胡小军，没问题我儿子为什么撒谎？天天说肚子疼不去学校！
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走上前。
“胡女士。”我平静地看着她，“在你眼里，我们医生有问题，你的孩子有问题，那我想问一句——你有没有想过，自己可能也有问题？每天跟你儿子在一起最多时间的人是你，而我只有每周的那一个小时时间，你为什么就这么笃定是我害的？”
这句话像一块石头，砸进死水一样的气氛里。
她愣了一下，随即涨红了脸：“我有什么问题！我一个人上班养他，我拼命赚钱、给他最好的生活，他却天天装病、骗我，他对得起我吗？！”
“因为他只有生病的时候，你才心疼他，对他好。他学会了生病，那是他唯一能得到你关心的方式。就像有些人，只有受伤了，才会被温柔对待。”说完后，我低头看了一眼胡小军，“小军，我说的对吗？”
一直置身事外的胡小军突然回神，他的身体颤抖起来，大颗大颗的眼泪夺眶而出。
我看着他，脑海里却回想起第一次见到高晨的场景。
当时他躺在休息室的床上，含糊不清地说着梦话。
我想，他当时也许说的是，“妈妈，我腿真的好疼”吧？
后记
母亲的控制藏在要求高晨“事事必须拔尖”的要求里，只有他在腿断休养时，才肯卸下压力给予一点点关心。
这种错位的情感供给，让高晨在潜意识里逐渐形成可怕认知 —— 只有让腿一直 “坏着”，才能换得母亲的关注。
这是高晨被逼出来的生存策略，可惜最终还是没能留住他。
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盼——不用靠 “优秀” 或 “伤痛” 换取“偏爱”，只因为 我就是我，就能被好好爱着。
作者：徐晓
本故事整理者：陈睿娃 责编：王大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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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属于半虚构，人物皆为化名，未注明来源的图片、视频均来自网络，仅用作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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