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21年仲夏，湘江码头雾气弥漫。夜色里，一艘通江木船悄悄解缆，毛泽东与萧子升并肩坐在船舱，争论已持续大半夜。萧子升低声说：“我要的，是一个没有枷锁的世界。”毛泽东放下茶碗，语气干脆：“靠慢慢感化？一千年也难成。”一句话，把两条道路彻底拉开。
木船离岸，不过是他们友谊的最后身影。追溯两人相识，要回到1909年湘乡东山。当时两人同在小学堂，痴迷经史，常借彼此藏书。萧子升家底殷实，祖传线装书排满木柜；毛泽东囊中羞涩，却异常珍惜借来的每一册。人说“湘江三友”，其实最初是从这对“书伴”开始。
1915年前后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成了他们共同舞台。课堂上，两人常被杨昌济提问，针锋相对，却总能以长跪请教作结。放学后，毛泽东去江边练泳，萧子升则伏案翻译克鲁泡特金。两种气质，既互补也暗藏分裂的种子。
1917年暑假，两人策划那场“穷游调研”。没人肯相信，两个学生敢空手走数百里乡村。他们走到衙门，写副对联换口热茶；走进书院，用时评换张通铺。旅程让他们更了解底层生活：饥荒、兵匪、田赋，问题一眼望不到头。毛泽东意志更坚定，甚至写下“改造中国与世界”八个字；萧子升则动了另一番念头——若权力本身就是问题，何不干脆抹去它？
同年秋，密印寺的偶遇成了很多回忆录里的“神秘插曲”。彼时两人夜宿寺中，方丈先问萧子升愿否留下潜修；再问毛泽东佛教前途。后人爱渲染“宿命”，其实那夜只是一次思想碰撞：一个青年对制度彻底怀疑，另一个青年更关心救国效率。
转进1918年4月，新民学会在长沙蔡和森家客厅宣布成立。推选时，众人把总干事位置让给萧子升，毛泽东自愿当干事。表面是礼让，实则折射两人路数：萧子升善筹划，重学理；毛泽东重组织，重行动。哪怕后来外界只记得毛泽东，新民学会最初确实在萧子升手里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同年夏天，勤工俭学的风从北京吹到湖南。杨昌济来信，鼓励青年赴法。毛泽东、萧子升合计后，决定发动学会成员报名。筹款任务落在他们二人肩上，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岗位，就是毛泽东为筹路费硬挤出来的。可当大批同学踏上法国邮轮时，毛泽东忽然停步。他判断国内形势紧迫，留在北大更能接触新思潮。两人第一次选择不同方向，也埋下分歧。
1919到1920年，萧子升人在巴黎，活跃于华工夜校，宣讲无政府主义；毛泽东则在长沙办《湘江评论》、创办文化书社。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，透过李大钊的讲解，强烈震动毛泽东。对比欧洲战场的泥潭，他更坚定“无产阶级专政”才是捷径。两封跨国信件，把对立推向台前：毛泽东提出解散新民学会，转而组建共产党小组；萧子升坚决反对，反复引用“自愿联合、自由社群”这些概念。书信很长，火药味也浓，但仍有彼此敬重的字句，可见情分未尽。
1921年春，萧子升返湘，想亲口说服老朋友搁置“布尔什维克之路”。连续几次辩论，他发现毛泽东的语言更有穿透力：“革命不是清谈，群众不会等你‘逐步教育’，水深火热的人要立刻翻身。”萧子升摇头，却找不到更快的路。
争论的终点，就是那艘湘江木船。长沙至汉口，本是简单水程。风声猎猎，两人对坐。萧子升最后一次劝阻：“设想一下，你建立的新政府若再走旧路怎么办？”毛泽东回答简短：“制度可以再改，奴役的土壤必须一锄到底。”一句话，把讨论切成利刃，切断了十余年师友情谊。
船到汉口，萧子升借故上岸，不再登船。毛泽东带着陈独秀的邀约去了上海，中共一大随即召开。历史车轮转动，七月的南湖红船写进章程，九十余年后，还在学校课本中出现；而萧子升则再次远赴法兰西，最终漂泊拉丁美洲。
此后两人偶有书信，却再无同路。1930年杨开慧被捕，萧子升托人斡旋未果，也算尽义。1951年，他移居乌拉圭，阅报得知新中国成立，“不后悔当年选择，却敬佩故人手笔”——朋友转述过这句感慨，语速很慢。1976年11月，萧子升病逝蒙得维的亚，同年九月，毛泽东也在北京西郊停止心跳。两条轨迹，终归平行。
分道扬镳并非私怨，而是两套世界观的绝缘。一个相信无政府的自由自觉，一个相信组织的集中力量。事实证明，中国并未等一千年就完成巨变；但也无法否认，萧子升对“个体自由”的执着，为后来思想界留下了另一束投射角度。历史往往如此：选择意味着失去，也孕育新局面。朋友曾经同路，却在岔口坚守各自方向，所有由衷的争辩，都在那个黎明里说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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